金牛财富窃密有理，防间有罪？日方颠倒黑白令人瞠目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陈鸿斌】

日本富士电机集团两名日籍员工于今年5月在大连相继被中国海关部门依法拘留，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物品罪。

中国自今年1月起加强了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其中涵盖七类稀土、稀有金属等关键资源。受此影响，近半年来日本企业取得中国稀土出口许可证的难度显著增加，部分稀土产品的采购陷入停滞。据日媒报道，今年4月部分稀土产品从中国出口至日本的数量较去年同期大减超过八成，对日本产业界造成了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有日媒分析认为，中国方面一直认为有人持续将稀土及相关制品非法输往日本，因此对相关活动进行了长期监控。

多名知情人士表示，此次被拘留的两人为日本电机巨头富士电机集团的员工，其中一人在该公司大连企业担任高管，另一人据悉为赴华出差人员。两人分别于5月18日和5月25日被大连海关拘留，海关部门均在拘捕次日向日本驻华使领馆通报了相关情况。

关于被拘留的具体原因，两人被指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磁体以可拆卸状态加工成电机等产品后出口。中国海关方面怀疑，其目的可能是在出口后拆卸产品以取出稀土磁体，从而规避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

此前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记者会上就此事如此回应：“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郭嘉昆同时强调：“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日本官房长官木原稔在同日的记者会上证实了两名日本公民被拘的消息，并透露两人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木原稔表示两人健康无虞，但由于案件正处于调查阶段，不便透露更多详情。

从2014年中国颁布实施了《反间谍法》以来，日本在华企业员工已有多人因触犯此法而相继遭到拘留、逮捕、起诉和判刑。

此前的一个典型案例是2023年3月被捕和被判刑的制药企业安斯泰来公司在华高管。

位于东京的日本安斯泰来制药（Astellas Pharma）总部前的公司标识法新社

2025年7月1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庄严肃穆的法庭内，一起持续28个月的跨国司法拉锯战宣告结束。60多岁的安斯泰来制药公司高管西山宽，因间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面色凝重地离场，向媒体表达了“令人极为遗憾”的强烈不满，此举显示出中日双边关系再次出现负面因素。

据日本相关律师分析，此案的判决令日方感到意外，因为宣判前一般估计会判12年至15年。如此从轻发落，也许是中方向当时的石破茂政府传递的一个积极信号，因为石破茂上任后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相对积极的动向。从拘押之日算起，此人应该在两个月后就可以刑满释放了。

西山宽曾任“中国日本商会”副会长，他在华工作时间前后超过20年。2023年3月，在他即将结束任期返回日本前夕，突遭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拘捕。此后，案件审理过程是非公开的：2024年8月，他被正式起诉间谍罪；同年11月，首次庭审禁止媒体和公众旁听；每月允许一次领事探视，且探视内容严格限制，禁止讨论案情细节。

日本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处于被动应对状况。日本大使馆相关官员进行了数十次领事探视，也只能确认西山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对于核心指控却无从得知。判决当日，日本外务省紧急约见中国驻日本大使，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包括西山宽在内的五名被拘押的日本公民，金杉更直言“此类案件已成为改善两国国民感情的最大障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则明确回应称，中国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只要遵守法律，外籍人员无需担忧。

这场窃密和反窃密的博弈背后，是2014年《反间谍法》实施后构建的严密法律框架。该法不仅扩大了间谍行为的定义，也赋予了国家安全机关更强的监管权力。

据日本驻华使馆统计，自2014年以来，已有17名日本公民因间谍罪或相关罪名在中国被捕，目前仍有5人被羁押，其中4人已被判处12年至15年有期徒刑。去年5月上海法院对另一名日本公民判处12年监禁，成为迄今为止刑期最长的判例。

日本企业界对此纷纷采取应对措施。日本驻华使馆紧急发布《在华安全手册》，提醒公民避免携带工作资料出入境，警惕商业咨询陷阱。东京商工会议所更直言，此举进一步动摇了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信心。许多在华日资企业相继减少在华员工，尽可能避免来中国出差，实在无法避免的则尽量缩短在中国逗留的日期。

日本媒体也对此大肆炒作，向中国大兴问罪之师，仿佛是窃密有理，防间有罪，如此混淆是非实在令人瞠目结舌。这番炒作使得相关日本企业对在华员工的人身安全充满忧虑，一些本打算来华调研的日本学者和研究人员也对来华产生了风声鹤唳的感觉，裹足不前，担心“有去无回”。

其实这样的担心完全是那些别有用心的媒体恶意炒作的结果。目前在华日本人仍有近10万，身正不怕影子歪，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一如往常地安心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受到上述间谍案的影响。也有一些学者照样频繁前来中国开展相关调研，他们对这些“中国缺乏人身安全”的炒作嗤之以鼻。

安斯泰来公司则始终对此案三缄其口。面对媒体的追问，该公司公关仅回应“不便置评”。这一沉默反映出日企在华经营的困境：中国是安斯泰来公司全球第二大市场，2024年营收占比超过18%；但日益增长的政治风险导致日企对华新投资额同比骤降32%。日本商会内部更流传着警示：高管赴华需“行程加密、会议记录清零”。

这十多年来，已经有17名日本公民因为间谍案件在中国被捕，其中有10人先后遭到起诉和判刑，他们中的4人已相继刑满获释，另有5人未受到起诉而被驱逐出境。他们伪装成不同身份，进行着窃取机密的活动。是什么让他们敢于跨越国界，在中国境内公然搜集敏感情报呢？

自2014年《反间谍法》实施以来，中国打击间谍犯罪已经成为常态化的工作。曾担任《光明日报》社评论部副主任的董郁玉潜伏多年，表面上是知名评论员，实则为日本提供情报，2024年因间谍罪被判刑7年。还有一个名叫阿尾博政的间谍，以学者身份潜伏在中国居然长达34年，利用旅游名义深入西南地区，拍摄大量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直到2016年他试图收买军工企业人员时才被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视觉中国

三井物产公司也以合作研究为名，捐赠了一台价值480万元的水稻病害检测设备，秘密将超过1.4万份中国东北水稻叶片的显微图像传送回日本，试图窃取优质水稻种子资源。甚至有一名40岁的日本男子，受日本外务省支持来华，通过间谍活动成功获取某通讯社的内部文件，为此每月获取10万至20万日元的报酬。这些案例展示了日本间谍渗透的固定模式和成熟套路。

并非只有在华日资企业人员从事间谍活动，此前的一个案例在日本社会更广为人知。自称曾到过中国200次的铃木英司，2016年7月以“日中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身份出席北京的一个论坛。在北京机场欲搭机返回东京时，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间谍罪逮捕。7个月后被起诉，经历不公开审判被判刑六年，2022年10月刑满获释返回日本。

他对日本媒体表示没有从事间谍工作，对遭遇的“冤屈”感到不满。铃木英司发现日本几乎没人知道他的案件，于是出版了《在中国被监禁的2279日》一书，以此为自己辩白。他坦承接受了日本内阁调查室的委托事项，但否认其为情报机构。他矢口否认曾接受该机构的报酬，但有人指控他领取过报酬。

此外，2017年，6名日本人以“考察温泉资源”为名，先后潜入山东蓬莱和三亚等地进行非法勘测。他们不仅非法窃取了大量敏感基础地理信息，还大胆偷拍军事区域和设施，因形迹可疑被出租车司机举报。东窗事发后，主犯（大连和源温泉开发负责人）被海南省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5年徒刑，另一名涉案人员被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5年6个月，其他涉案者均被驱逐出境。

当然在华从事间谍活动的并非只有日资企业员工，外交官也曾经直接赤膊上阵。2002年10月26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天野宽雅擅自闯入浙江省某军事基地并非法偷拍，被中方有关人员当场制止，天野事后对这一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中国外交部因此要求日本召回该外交官。

更早的案例是在1996年，当时一名美国武官和一名日本武官潜入海南省，企图搜集中国海军新型潜艇的情报，结果被中国安全机构逮了个正着，从两名武官的身上搜出了有关军事机密的照片和录像带，随后中国驱逐了这两名武官。

日本似乎对从中国窃密已习以为常，甚至公开曝光非法窃取的中国绝密文件。7月12日《朝日新闻》网站就发表了大东文化大学一名教授有关中国军方估计美国和日本会介入台海冲突的分析文章，其中的根据居然是原南京军区政委于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在福建上杭古田镇由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提交的书面发言。此人显然是通过非法渠道获取的这一绝密文件，他居然同意报纸网站予以公开披露，说明日本窃取中国机密已经到了何等猖獗的程度。

对于这次富士电机员工被拘押一事，日本官房长官木原稔仅表示：“目前这两人身体健康，日本政府将继续与这两名被拘押员工保持联系，并从保护本国公民的角度妥善予以应对。”而没有出现以往“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予以释放”这类气势汹汹的表述，这表明日本政府也已确认这两人确系违法而遭拘押，这是无法开脱的罪行，任何对中方施压的做法只会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所以这次就学乖了，以便让自己有台阶可下。

一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就曾如此对媒体坦承：此前被中国拘捕的日本人中，有人确实与情报机构有所合作，有些回到日本的企业员工也有这类合作，当然日本政府是不可能承认这一事实的。

由于此前日本并没有国家层面的情报机构，所以日本政府对如何应对这些案例也茫然无绪，以致每每发生这类案例就会出现一片混乱局面。这也是高市早苗政府急不可待地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的原因所在。于是日本媒体也只能与政府同步，不再肆无忌惮地恶炒。

早在10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发动侵华战争，曾经大量派遣成千上万名日本人以各种身份前来中国，详尽调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等重要情报，手绘了无数详尽的地图，在那个根本没有卫星遥感测量的时代为此后日军推动对华战争做好了重要铺垫。